白朗宁夫人生前是当时繁荣的英国文坛上最负盛名的一位女诗人。自从1860年她最后一本诗集《写在和会之前》问世之后,一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。时代的潮流在滚滚前进,诗歌艺术追随时代,也加快了变革的步子,面貌日新月异;无论诗的表现手法,吐露的心曲,都有了新的发展,新的追求。现代诗歌比较偏重于捕捉飘忽的情绪,瞬间的感受,朦胧的意识流,新奇、跳跃的联想;趋向于散文化,平淡化,往往呈现一种理性化的冷色调,带有一种自嘲似的苦涩味。
诗歌欣赏的口味变了,隔着沧海桑田的一个多世纪,回头再读白朗宁夫人的诗歌,有时不免会感到女诗人在字里行间倾注着太浓太亢奋的感情;博得当时读者赞美的那种铺张的笔调,鲜丽的修辞色彩,格律化的逻辑思维,就像一度曾经十分流行的妇女服装,随着时代的变迁,变得不那么时兴了,甚至显得有些可笑了,终于连老奶奶都穿不上身了。
因此曾经有一段时间,人们所知道关于白朗宁夫人的,只是她的四十四首爱情十四行组诗。她的作品被冷落了,声誉一度下降了。有的评论家认为:现代读者对于白朗宁夫人的不平凡的个人经历,比对于她的诗歌更感到兴趣。
但是当代有见地的评论家审视前人留下的历史足迹,看到了白朗宁夫人在英国诗歌发展的道路上所作出的贡献,给予了新的评价。《奥萝拉·莉》,女诗人自以为代表她最高成就的诗体小说,尤其受到重视。
在19世纪中叶,英国最有声望的评论家阿诺德(M.Arnold,1822一1888)认为,诗人要创作出伟大的作品,只能回到遥远的古典时代去发掘题材,因为在这个失落了英雄气魄的散文化的现代社会里,是再找不到适合于史诗的永恒的主题了。这是一种复古主义倾向的论调。
白朗宁夫人承认过去的传统应该尊重,但是另一方面,不赞成为了传说中的黄金时代而忘记现实生活。她在长诗《圭迪公寓窗前所见》中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:“我们不是为长眠者效力———过去的已经过去了。”(第217行)
她既不同意阿诺德提出的:诗人应该回到古典时代去找灵感;也不像丁尼生(1809-1892)那样回避和现实正面相视,借用中世纪亚瑟王的传说,在诗篇中以古喻今。她以她的创作实践证明,就在紧张的现代生活中蕴藏着史诗的题材。
的确,白朗宁夫人塑造了一个不平凡的女性形象。年青的少女奥萝拉敢于单枪匹马,冲出家庭,走向社会,靠手中的笔杆儿自食其力;而且不是独善其身,她关注着当时社会问题的一个症结:妇女问题,为争取姐妹们的解放而呐喊着。
两位美国当代女权主义文学评论家在她们的文集《顶楼上的疯女人》(1979)中有充分理由把《奥萝拉·莉》认作属于自己阵营的作品,称道这部诗体小说是“女权主义者自我肯定的一部史诗”,白朗宁夫人是“所有英国和美国的现代女诗人的祖母;她确实是艾密莉·狄金森的精神上的教母”。
在奥萝拉这位新女性的形象中有着白朗宁夫人自己的影子,她作为女权主义的先驱,在许多诗歌中为受社会歧视的妇女发出不平的呼声;她的诗思无疑有好些方面可以和我们现代人的思想认识相沟通。白朗宁夫人值得为后世的人们所纪念,不仅仅因为她曾写下了不朽的爱情组诗。